怀仁心、行医术、尽天职、担责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安友仲教授与北大医学生谈抗震救灾精神
2013年12月5日晚，北京大学医学部救灾精神首场报告会在逸夫楼报告厅举行。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教授作了题为《心·术·职·责——做一个“有用”的好人》的专题报告，与大家分享了他参与医疗救援的经历以及对医生职业精神的深刻思考。
医学部党委副书记李文胜、北大宣传部副部长张琳、医学部宣传部部长王春虎、医学部教育处副处长、学工部常务副部长李红、宣传部副部长丁磊、《北医》报主编傅东红，以及来自各学院、各医院的教师和学生近200人参会。
报告会开始，由一段五分钟救灾精神视频短片再现了救灾现场上的北医人。“两次震后救援归来，如果让我谈谈的感受，那么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心、术、职、责”。心，是怀着一颗仁慈之心；术，是用自己的医术；职，是去尽一名医生的天职；责，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安主任在报告中如是说到。他回顾了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救援与2013年参与雅安地震救援的深刻感触和数不清的感人故事，说到动情处时，几次哽咽。一幅幅地震现场的照片，一个个通过医疗救援从ICU中转出而保住的年轻生命，一张张从地震灾难中走出而绽放的灿烂笑容，无一不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报告期间掌声不断，医学部的各年级医学生均反响强烈。
医学部李文胜副书记在报告会最后作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安友仲主任为代表的北医人，在医学事业最艰难的时刻，坚守心中的理想、爱与责任。他指出，医生的责任重于泰山，希望大家能向报告的专家学习，传承北医精神，做“厚道”的北医人。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司第一时间派出医疗专家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友仲教授任专家组组长，与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11家大医院重症医学、骨科、神经外科、普通外科、感染科、胸外科、肾内科、康复科等专业领域的15名顶级专家一起赶赴灾区。这是他继2008年汶川救援之后，第二次参加震后重症病人的治疗工作。
（宣传处）
链接1：安友仲教授简介
安友仲，男，主任医师，198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就职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外科。毕业后曾从事10年外科专业工作，作为外科医师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训练，并从事多年的基本外科医、教、研工作。1994年后，从外科ICU起步，进入重症医学领域，强调“知症懂病”，重视重症病人的整体支持治疗，具有较为广博而而扎实的医学基础训练，注重“病”与“症”兼治。作为国家和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专家，参加了包括SARS、汶川地震、H1N1流感、芦山地震等重大灾害的伤病员救治。
目前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重症医学系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会长、北京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和肠内外营养分会副主委、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卫生部与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委员会专家；以及多家国内外专业杂志编委、审稿人。
链接2：
心术职责
——抗震救灾归来谈心得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友仲。今天能站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参加抗震救灾的经历与感受，感到十分荣幸。众所周知，今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司第一时间派出医疗专家组。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组长，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11家大医院重症医学、骨科、神经外科、普通外科、感染科、胸外科、肾内科、康复科等专业领域的15名顶级专家一起赶赴灾区，这是我继2008年汶川救援之后，第二次参加震后重症病人的治疗工作。
如果说重症治疗是生死线上的博弈，震后救援就更是在与时间赛跑。地震当晚我们到达成都后只睡了3小时，第二天就立刻投入工作。短短的一周时间内奔波辗转在成都、雅安、芦洲等地各级医院，进行筛查、会诊、转运，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是实实在在挽救了一些重病人的生命。但这也是国家派我们这些专家来到这里的原因，就是为了发挥各学科优势及所长，逐一排查突出重点，有针对性的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治愈率、降低致死率，尽一切可能挽救更多生命。
同时此次地震震级、伤情、救援的组织实施都好于汶川地震，所有的伤员就地在雅安进行分拣，并进行紧急处置，危重病人转运到成都华西医院集中诊治，所有救援的实施有条不紊，后勤保障尽然有序，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和政府正在成熟，人民的生命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越是这样我们肩上的担子就越重，就越应该发挥在疑难危重症方面的诊疗优势和经验。面对灾难，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了，所以我们愿意拼上一切去抢救生命。
两次震后救援归来，如果让我谈谈的感受，那么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心、术、职、责”。心，是怀着一颗仁慈之心；术，是用自己的医术；职，是去尽一名医生的天职；责，是一个公民的责任。
先说说“心”。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作为人最本然的善心，希望能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仁慈之心，是医生最基本的品质，希望能为病人解除病痛。我们重症医学科是一个承载生命希望的地方，因为医生时刻在与死神进行搏斗，治疗、看护着病情最危重、最复杂的病人。地震的伤者病情通常极其复杂和危重，十分需要重症医学的专家进行救治。同样地震是不可预测又破坏力极大的，谁都知道有余震，谁都知道泥石流很危险，也知道灾区缺水断电，条件艰苦。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一想到灾区的废墟下喘息着生命，想到还有好多病人在生死线上挣扎，谁还压制得住心里的悲悯和焦急？是良心和仁慈之心催促我们去到最需要的地方。
此次四川芦山救援，我们一直马不停蹄的奔波在从芦山到雅安到成都，甚至到甘孜州十余家医院的路上，参与抢救，指导治疗。每天都高强度工作到深夜，有时候晚上只能只能休息3个小时。打针之后余震不断，我们沿着崎岖险峻的山路驱车前行，一路上都是地震留下的山体滑坡、崩塌，车辆擦着悬崖边缓慢的行驶着，这非常考验司机的技术和经验。一次夜行之后，司机告诉我们：这条路亏的是夜晚走，要是白天能吓死你们。
有一天我从雅安会诊回到成都已经是九点多，到宾馆我还没有坐下，就接到通知，四川省人民医院有一位多发骨伤合并血气胸的41岁女病人需要紧急会诊。我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感到医院。这是病人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情十分危重。我注意到抢救室门口蹲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了解后得知，这两个孩子是女病人的一对儿女，地震发生后，他们的父亲下落不明，只有母亲陪在身旁，而现在妈妈却又命悬一线。两个孩子紧紧依偎在一起，紧张的看着我们。面对这两个幼小的孩子，我知道，此刻我所挽救的不仅仅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当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稳定下来，各项指标也开始出现好转时，我感到一种平静一种希望。
再说说“术”。“医术”是用来评价医生技能高低的，但是我认为医术又不仅仅是技能，而是可以加入一些哲学的思考。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医学是艺术和科学的统一。艺术是主观的，科学是客观的，所以大部分人肯定认为医学是客观的，只具有科学性而不具有艺术性。但是治病好比你要过一条河，河面上有桥也有船，到达河对岸的方法是由你主观来决定的，如何采用最便捷的方法过河就是治病的艺术性。只有平时的积淀深厚才能在条件艰苦的地方仍然游刃有余，将医学视为一种艺术才能不刻舟求剑。
我能有今天的瓷器活，要感谢北医给的金刚钻。我在校期间受到了严格的医学训练，并幸运的得到了黄萃庭、张嘉庆、杜如昱、祝学光等一批名师的严格要求与言传身教。感谢恩师，所传授给我的知识和思维训练，才能让我在灾难面前发挥点救人的作用。
然后是“职”。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艺术，更要有职业精神。从中国古代的“大医精诚”，到大家所熟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医生职业精神的核心是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着想，树立人文的行医理念。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医生要有认识，有愿望，有信仰，从“原我”到“自我”，争取达到“超我”。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磨练的过程。
在灾区我感受最深的是，受伤的病人，特别是孩子们让我学到了很多。记得汶川地震时有一个女孩，才15岁，在被救时双腿已经被倒塌的房屋砖石砸得血肉模糊，然而她却强忍着痛苦，硬是没掉一滴眼泪。她怕别人担心，对救援的人说，我没关系，先去救其他伤势重的人。她的懂事反而让我们更加心疼，尽管我们使尽了浑身解数想要保住她的双腿，希望这个坚强的女孩拥有完整的人生，但是由于伤势过重，还是双腿截肢了。但是她十分乐观，积极面对人生。今年她考上了大学，还给我发来开心的举着录取通知书的照片。
我是一名医生，抢救、医治伤员是我的天职，同时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到面对伤残病痛、面对死亡表现出的坚强，学到一种精神。而精勤敬业、乐于奉献，也应该是我们的职业精神。
最后说说“责”。责任不是谁规定的，而是自己找的感觉，自己给思想加上的重量。
地震发生了，生命被压在废墟和尘土下，作为一名医生，特别是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立刻出发就是我的责任，为抗震救灾献上一份力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如果把医院中的医护人员比作一支足球队，内外妇儿等专业医师是“前锋”，护理、麻醉、影像、检验等专业是“后卫”，ICU的重症医学医务人员就成了“当仁不让”的“守门员”;而比赛的对手是疾病。一旦病情危重，或者作为前锋、后卫的队友未能阻挡住对手的进攻，守门员的扑救就将成为避免失球的最后一关。重症医学科的责任就是守好生命的球门，减少死亡这一球破门的可能性。
都说冲到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人是英雄，都说我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抢救别人的生命十分高尚。其实，我算不上英雄，还是那句话，我只是怀着一颗仁慈之心，用自己的医术，去尽一名医生的天职和一个公民的责任。相信每一个人在灾难和人性面前，都会和我一样，毫不犹豫地冲出去！
谢谢大家！
